“这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一位浙江民办学校的校长说。

他所指的是国家即将出台的针对民办教育的新政，对于自己是先吃到胡萝卜，还是先挨一棒，他坦言“现在还不好说。”

据本报记者获悉，日前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正在由教育部相关部门紧张起草之中，因涉及到三十条具体政策，该文件在业内被称作“三十条”。依照“三十条”规定，在实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试点的地区，将“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定标准，根据实际制订分类管理试点办法”。

民办教育将首次分为四大类别：“捐资举办的学校”、“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学校”，“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学校”、“经营性培训机构”。其中，前两类将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享受到税收、土地、教师身份等一系列的政策保障；第三类要求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其会计制度参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执行；最后一类则登记为企业法人，同普通企业一样，按照《企业会计制度》执行。

由此，涉及到民办教育举办者所关注的合理回报、产权归属以及退出机制方面，都将有重大改变，民办教育监管改革破题在即。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作为民办教育从业者尤其是出资人的代言人，此番在民办教育业内人谓之的“国家版三十条”的起草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扶持还是规范？

提及“分类管理”，绕不开民办教育“合理回报”这个话题。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为缓解“上学难”的问题，政府放开闸门允许私人办学，1949之后已绝迹中国内地的民办学校得以重出江湖。

由于民办教育填补了公办教育的空白，且体制、机制灵活，刚一出生就蓬勃发展，进而吸引更多逐利性民间资本涌入。

以创办吉利集团的李书福为例，他广为人知的是汽车制造业起家，其实旗下有教育和汽车两大产业。近年来，吉利集团先后创办了北京吉利大学、海南大学三亚（独立）学院、浙江汽车职业学院、长沙汽车技师学院、浙江汽车技工学校等多所民办学校。

“当时国家财力有限，教育投入欠账也比较多，政府就允许民间资本进来办教育，鼓励大家下河去摸鱼，但是摸到的鱼算谁的，没明说。”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蒋国华教授回忆。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节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这实际上是默许了办学者通过举办民办学校营利的行为。

不过，上述规定亦曾引发不小争议。

有反对者认为，现行《教育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且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美国、日本等私立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大多都是捐资办学，出资人并不要求合理回报。以美国为例，其排名前20名的大学中有17所为私立大学，均为非营利性大学。

“关于《教育法》、《民促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该听哪个，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有争议的。” 有多年研究民办教育发展的学者称。

法律之间的相互抵触，令很多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执行起来莫衷一是。

“很多老板拿着《民促法》来跟我要‘合理回报’。”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沈剑光说，在他看来当初国家的规定是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权宜之举”。

他提醒记者注意，《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合理回报”的表述是放在第七章“扶持与奖励”中，而在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民办教育属“公益事业”。

而在部分民办教育从业者中，也的确存在着浑水摸鱼的情况。有办学者欠着银行一两亿办学贷款，自己却开奔驰、住别墅，并在外边经营其他产业。“‘合理回报’这事不说清楚，肯定有人惦记着赶快套现把资产从学校转出去，明渠不开，暗道丛生。” 蒋国华教授说。

对此，决策层认为目前民办教育中所存在一些问题都与分类不清有关，比如学校法律地位难落实、资产产权不明晰、师生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会计制度不适用、学校内部治理家族化倾向、政府服务与市场监管缺位等。“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区分，是民办教育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有教育部内部人士表示。

因此，此番官方决策层改革思路是：先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管理，再设计相应的监管政策，进而为优惠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