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成为热点话题。“史上最难就业季” 挑战了社会，考验了市场，同时也拷问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8月5日《光明日报》)

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再次被提到日程上，那么，在中国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自身模式便随之成为一个问题。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就明确提出“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规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新模式。”这无疑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一个规划性的方向，而本次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就是对于规划纲要的具体实施，而现代大学制度被放置上比较高的位置上也引发了媒体的再次关注

所谓现代大学制度，其内涵和外延以及在中国的国情下的运行都是一个疑问。尤其是在建国之后的时间里。从源头上讲，现代大学制度诞生于中世纪的教会学校。而中国的现代大学应该说是建立于1928年的国立 清华大学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有两个，那就是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而中国自从国立 清华大学 建立之后便一直在探索自身的建设模式，一直到建国之前。中国实际上形成了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并存的局面，而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存在时间很短但是标本意义特殊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这样的传统上来看，不难看出，中国的大学教育还是有传统的，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也是有着自身的探索的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必须严格执行，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无论是公办和民办教育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党支部或者是党委的原因所在。这种情况叫做“依法办学”，没有根本的改变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权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方向。那么，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环节便是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上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乃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即探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跳出了法律的框架便成了无源之水 本之木，变成一种没有意义的探索行为。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从根源上将乃是呼吁一种大学治理模式的“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就是指政治、行政和学术三权之间的分离和制衡关系。处理好高校与外部、高校内部治理的关系。“三权分立”就是政治上的党组织建设、党的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一条线，行政上政府的行政法规要落实是一条线，学术上需要独立，政治和行政应该尽可能少去干涉其自由。当然，这样的“三权分立”不是完全的独立，不是各管各的一块，乃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学术。即行政和政治要服务于学术，而这个在现代学大学制度建设上就是“教授治校 和“学术独立”原则。

中国目前很多的改革都有悖于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原则，比如需要凭借发论文的数量来判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毕业砝码。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导向，因为从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的说法，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并没有发文。那么，这些获奖者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说明我们的考核制度出现了问题。而这样的考核制度是跟现代大学制度要求的学术自由相去甚远的。学术自由不能靠强制推出来的论文来衡量，所以，仅仅依靠论文的数量乃是一种错误的导向，这样的导向直接导致现在中国高校内学术风气的浮躁和恶化。抄袭变成了一种规则。

大学其实根本上需要的就是三种要素，一个是“物质资源”，一个是“人力资源”，一个是“文化内涵”。假如中国大学按照这样的规则去行事的话，我们将会有希望看见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出现。“物质资源”在中国大学的高校建设中一贯是不缺乏的，那就是中国无论是什么大学都热衷的造楼运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高校的硬件设施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也应该是很靠前的。但缺乏的却是后两者的缺乏，“人力资源”包括优质的学生、高水平的教授、专业化的行政员工。“文化内涵”早在民国时期蔡元培就提出来了，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看一个大 有没有文化内涵，需要看它的包容性和宽容度。比如能不能容忍怪异的教授，怪异的学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教授曾经罹患精神疾病，但还是被普林斯顿大学包容了。史蒂芬·霍金现在只有几个手指能动，依旧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工作。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所在。

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循序渐进。按照“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的原则，呼吁“三权分立”。但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进行，对几个大学进行试点。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很多新型的学校，比如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代表的中外合作办学，比如南方科技大学。这都是新鲜事物，需要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其实，这次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就是这样的动作，它或者将会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掀起一股浪潮，希望这股浪潮能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有借鉴意义。(长江网网评员 王传言)